德國快速的大學生工廠

德國敏斯特大學教育學博士 王秋萍
(發表於 台灣 “教育研究月刊“ 第172 期, 2008年八月號, P. 172-179)

德國2008年四月出刊的明鏡 (Spiegel) 雜誌當期的封面主題「快速的大學生工廠」(Die Turbo-Uni), 描述了德國大學改制後的混亂局面。起因是大學修業年限有了革命性的變化, 各項連帶的革新方案也紛紛出爐。德國以往大學畢業就授以碩士學位 (Magister), 大學學生研讀課程以「長期抗戰」為一大特色, 動則六年, 十年以上的學生生涯稀鬆平常, 而因此所耗費的歲月和教育資源早為人詬病。 歷經長年的討論, 終於赴諸行動進行整合變革, 總結, 就是「吊兒郎當的舊日大學學程已經服役期滿」 (Das Bummelstudium hat ausgedient), 其中引入學士制度, 一切在講求效率的前提下, 新制下的大學生只能在教室聽課作筆記, 到圖書館寫報告應付考試, 疲於奔命。
自此, 以往通宵達旦,天馬行空討論議題的優哉畫面不再, 德國的浪漫大學校園搖身一變突然成為了道地的「學習工廠」(die Studenten-Fabrik), 學程講究「快速, 嚴格, 與實踐相關」, 學生哀嚎呻吟, 教授嘆息擔憂他們失去的自由, 倒是企業界像是還挺歡迎這群新的「速食學生」的...得失之間, 所造就的新問題又再度引發學術界, 企業界的激烈爭議。


壹、 改革背景

在1990年代, 歐洲萌發了各國高等學校整合的構想。 1998年由法國, 德國, 義大利和英國四國的教育部長發起, 一年後, 1999年總共29個歐洲國家於義大利大學城波羅尼亞 (Bologna) 簽署聯合協定, 整個籌畫和實行過程被稱為「波羅尼亞程序」(Bologna-Prozess)。 其目標是, 最遲在2010年歐洲就要享有一個統一的高等教育系統。到目前為止, 共同邁向這個目標的已經增加到46個歐洲國家, 連東歐阿美尼亞, 喬治亞, 烏克蘭等都包含在內。根據2007年歐洲大學聯盟統計, 已經有大約82% 所有歐洲大學引入新制。 根據協定, 德國的Hochschule , 字面直譯為「高等學校」長久以來畢業後授與的Diplom (證照文憑) 或和Magister (碩士學位) 制度會被漸漸廢止, 取而代之的是授予Bachelor 和Master學位頭銜。雖然德國境內還只有70% 大學引進新制度, 比例比平均低一些, 然而改革手段卻比起其它國家激進, 譬如(銜接四年小學)中學八年, 學士文憑可以在三年六個學期後取得, 而碩士學位只要往上再上兩年的增添課程 (Aufbaustudium) 就可以到手。

貳、 變調的大學生生活

德國施行學士制度以來, 據統計, 正如預期的總研讀學期數降低, 學生讀大學的期間縮短了, 現在平均大學生6.9學期取得學士頭銜, 這是舊制度下的「吊兒郎當學生」無法想像的效率, 但是, 這個成果是要付出代價的。
22歲的Christian Nitsche, 目前就讀於法蘭克福 (Oder) Viadrina 歐洲大學, 主修國際貿易, 表示: 「本來以為上了大學終於可以一切自己做主, 多采多姿的大學生夜生活和綿延幾個月的寒暑假等著我, 結果一進來才發現, 所有這一切都不會實現了!」 游泳池邊打情罵俏? 「有就好了, 我是頂著30度的大熱天, 坐在圖書館啃書準備考試!」學生酒館裡狂歡痛飲? 「什麼時候有時間啊? 每星期50個小時的課, 連趕上課都要用跑的!」 到南美洲背包自助旅行?「假期最後四天要是能夠回家歇歇我就要感謝上帝了!」修讀學士學位的德國大學生生活已經變了樣, 成天就是讀書、啃書、背書。29歲的單親媽媽Jenny Kurtz, 就讀於柏林Humboldt大學, 主修英語和歷史, 表示「太多東西, 太少時間, 壓力好大, 從學期開始到現在我已經整整瘦了八公斤! 「上課不求思考只重記憶, 考試只問事實, 討論已經沒有價值! 」毫無疑問, 德國的大學已經改變了,一股強大的改革風吹過了校園, 強調追求自主, 自我實現的時代已經過去, 今天, 即使在高中會考成績一等一的學生, 在大學還是要埋頭苦讀才能通過層層的筆試。
而主管教育的政治人物可是汲汲營營, 一個改革方案緊接著另外一個通過實行, 每一個新學期都會有大驚奇, 22歲就讀柏林大學交通運輸系的Michael Fugel 表示「我已經看過三個不同版本的畢業考方案了!」,「今日我的座右銘是忍耐、克服、通過考試」, 戴著耳環和小帽, 流著七日鬍, 酷酷的外表顯然和他的用功論調不盡符合。
在改革新制下很多大學換上了講求實際的課表形式, 「努力不懈, 持之以恆」已經不是學生美德, 「不停止的自我追求」成為浪費時間的同義字。


參、 新制造成反彈

一、快速學習消化不良
19 歲的漢堡大學政治學學生Lena Brentrup 一入校門就立刻察覺到不對勁了「原先還以為可以自己決定大學要學的東西, 迎接我的卻是從第一學期就開始的巨細靡遺固定課表計畫。當然, 這樣是幫我們省了時間去了解, 但是我多少覺得好像還在上中學」。自由學生聯合會的Imke Fuß無奈表示「大學裡面現在講求的不再是教育 (Bildung ), 而是訓練 (Ausbildung)」。學生和教授兩方都成了受害者, Bochum大學教育系教授 Fanzjörg Baumgart 抱怨 「上個冬季學期我一共改了400份筆試考卷, 從前一個大學教師一輩子也改不了那麼多!」。

二、大學經營企業化
以往參加大堂課是為了傾聽某位學術大師的精闢論述, 今天則主要是拿到學分, 學期末的考試分數決定了畢業總成績, 越來越多的大學校長自認為像是企業的經營者, 企業界代表坐在大學校務委員會上, 大學為他們篩選出未來的員工先行在大學培訓。慕尼黑大學社會心理學者 Heiner Keupp 嘲弄地說「企業界的行話大量出現在大學機制中, 學術殿堂已經危機重重, 在自由經濟的考量下一切都以效率掛帥, 大學校長儼然就是CEO, 學生變成客戶, 系所就仿如公司的「利益計算中心」 (Profit-Center), 時刻計算著盈虧」。

三、 輟學比例升高
更令人沮喪的是來自漢諾威的一份「高等學校資訊系統」 (Hochschul-Informations-Systems, 簡稱HIS) 的報告中, 當中指出「到底有沒有辦法抑制日漸增多的輟學數字? 」的擔憂, 有越來越多大學生讀不到畢業, 半途就豎起白旗投降輟學了。 據統計, 現在大學中五個當中就有一個學生沒有畢業就離開, 尤其是選讀新制學士學位的, 四個當中就有一個, 讀技術學院的學生更糟, 39 % 比例中輟。
更深入的分析揭露了更清楚的診斷: 像是德國文學系或是政治系學生 因為以往選課比較自由的學生容易迷失方向, 冤枉浪費了很多摸索的時間, 現在改制後比較踏實了, 能夠撐到最後, 也就是考到最後的學生多了。反倒是工程學系和經濟學系有了變化, 以往他們就不容易找到教授不好或是要求不清楚的當作畢不了業的藉口, 今日新的學士課程內容更是繁重, 幾乎無法消化, 中途放棄的學生比例就相對增多了。尤其是讀技術學院的學生, 因為比較多來自經濟能力較差的家庭, 在還需要自己打工賺取學費生活費的情況下, 快速的學士課程幾乎沒有給他們時間可以喘息。唯一的慶幸是以往吊兒郎當學生 (Bummelstudenten), 就是多年只在課堂穿梭而不太參加考試的學生不見了 。
學生因為壓力和對考試的恐懼承受比以往更大的壓力, 柏林學生會心理學諮詢者Sigi Oesterreich 表示, 「尋求心理諮商的學生每年平均超過一千人次, 2006年1300人次, 2007年已經超過1400, 以往學生首要諮詢內容多是私人的問題, 今日排第一位的學業壓力, 很多才剛讀第 一, 第二學期的新生已經感受到來自考試和交作業的壓力, 他們主要的不適應症狀是睡眠障礙和恐懼感」。
另外還有一個讓學生放棄學業的原因是學系名稱混亂, 大學新生就像手機顧客身處於比價的叢林中, 毫無頭緒地尋找對自己最有利的組合一樣, 像什麼福來堡大學提供的Diplom (證照文憑)「醫學系, 克份子」(Medizin, molekulare), 旅北克大學提供的「克份子生命科學系」(Molecular Life Sciences) 看了讓人滿頭霧水, 大部分學生看了科系名稱都不知道將來要學的內容到底為何? 錯誤認知也造成學生選系錯誤, 白白浪費時間。
長久以來「科系混亂」就是德國高等教育體系的基本問題, 幾十年來國家政策和大學部門錯過了相互調適的機會, 現在突然感受到從外界的改革壓力每個單位就胡亂來, 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思來執行, 多頭火車卻造成學生混亂, 對科系名稱的誤解讓一些人因為選錯而終究放棄學業。

四、國內外銜接造成混亂
原本「波羅尼亞程序」 (Bologna-Prozess) 的最主要目的是想運用分級制度, 讓歐洲各大學間有一個可以客觀比較學習成果的標準, 進而達到歐洲高等學校的整合和統一。 然而改制在德國卻造成空前的混亂, 剛剛經由漢堡大學的新學士碩士制度取得在大學裡授課的資格的政治學學者Katrin Toens認為「德國有幾所大學, 就有幾個『波羅尼亞程序』」, 「到處都看到『改革孤島』 (Reforminsel), 而且每一個和其它的孤島都沒有什麼相關聯的」。高等學校研究學者Pasternack也有同樣的觀察, 他嘲弄地表示「在提供國際間可以有一套統一認可的大學改制前提下, 德國已經創造了一個新系統, 在這個新系統下德國卻已經先失去國內可以比較的標準」。譬如德國北萊茵聯邦境內就已經存在了六種不同的學士碩士的師範師資模式, 不用說是要轉學到別的國家, 連轉到鄰近的德國境內大學都成了問題。原因是官僚主義。的確, 官僚的作業程序也造成改革效率低落, 「每個部會都要開會, 籌畫開會時間曠日費時, 等到全部委員會都決議通過了, 軟體又出錯了」。 法蘭克福Max-Plank 研究員Wolf Singer 開玩笑地說「如果你要讓一個優秀的學者完全失效, 那就讓他去組織『波羅尼亞改革』」。
當然, 最大的問題是到國外的學習銜接, 「Made in Germany」, 德國製造的品質保證似乎失去票房。21歲的德國Bremen大學生Simone Stelten, 主修「歐洲學制整合」, 有多次在布魯塞爾實習經驗, 正在撰寫她的學士畢業論文, 題目是「歐盟執行委員會的公民參與」, 覺得, 從她開始尋求到國外繼續碩士課程申請, 過程中「期望完全幻滅」。 她分享個人的經驗: 「第一個問題還好解決, 我之前想要在英國當一學期的國際學生, 但是兩個大學的學期上課和假期並沒有統一。 我想要一月份就到英國, 而德國不來梅大學卻要到二月才放假, 還好我的大學通融我先提前做筆試」。 真正的困難開始於她的碩士申請, 負責審理申請的單位通知她, 「三年完成的學士學位資格不夠, 我們這裡學士都讀四年」, Stelten不服地說「但是在德國是准許學士在三年就完成的啊! 」歐洲議會的教育專員 Coris Pack 卻表示「沒有人規定德國人可以在三年內完成學士學位。在新的歐盟國家裡通常都是讀四年的! 」Stellen氣憤寫了E Mail 到不魯日抗議「在我的眼裡這個通知違反了歐盟整合的訂立」現在她該申請另一所大學, 在她的申請文件中附帶了一篇文章, 篇名為「波羅尼亞改革的困境」

肆、 德國大學學士畢業生何去何從?

德國高等學校體制現在正走在一個抉擇的重要路口。 很快就必須決定學士學位拿到後要何去何從? 應該大部分的畢業生離開大學校門後立刻投入職場?還是盡可能鼓勵他們繼續研讀碩士課程?
幾年以來各大學拖延做這個答案, 然而, 現在越來越多的學士畢業生希望畢業繼續升學。 因為這些人既沒有社會經驗, 又少了碩士頭銜, 讓他們根本無法在教育體系開始工作。 學士畢業生連當教師助理都成問題, 德國每個聯邦自行提出解決方案, 譬如北萊茵 (Nordrhein-Westfalen) 聯邦經過熟思後決定, 提供全部的學士畢業生都要繼續讀碩士。 反觀Baden-Wüttemberg 聯邦政府就沒有這麼大方, 只有成績優良的才給予修取碩士的機會。
類似的問題也發生在法律, 醫學等需要經過國家考試的科系, 一個法律系學士沒有通過國家考試當律師或是法官, 也找得到工作嗎? 醫學系畢業生呢? 能夠讓他們讀了三年六學期後就開始醫治病人嗎? 以往工程師, 醫師, 律師法官的國家考試學科必須召開會議商討如何發展出一套新的因應的分級學程。
在很多自然科學科系的學士畢業生在尋找工作的圖像也是晦暗不明, 23歲的漢堡大學化學系第四學期學生 Alexander Littig表示「拿著學士文憑我們根本哪兒也沒辦法開始工作」, 「任何一個實驗人員都比我們強。因為在舊制度下90% 所有持有化學專科證照的化學學者還繼續讀博士。相形之下, 我們至少也要有個碩士頭銜, 才敢開始應徵工作」。
一個Münster大學生物科學系的例子可以當作這個見解的典範: 之前參與架構新學制的生物科學家Bruno Moerschbacher表示「前三年的學士畢業生幾乎全部都繼續讀碩士。因為在預估職場上高質量的自然科學家的美好前景和職場上目前雇用的學士畢業生普遍的缺乏信心的情況下, 幾乎大家都選擇繼續攻讀碩士學位」。再則, 目前已經形成了一個惱人的情況「好學生繼續升學, 壞學生留下來」, 如果原先概念是讓學士畢業生進入職場, Moerschbacher 認為「很快就會讓人覺得這個學士畢業生沒有用」。幸好, 在一份科隆德國經濟研究院對600個企業的問卷調查中顯示, 預期中學士畢業生淪為廉價勞工在現實社會中下並沒有發生。
事實上, 德國九個最大的技術大學, 簡稱TU9, 已經私下有了共識, 他們認為持碩士畢業證書才是真正具備了工作資格。並且他們達成協議, 對外放話「因為工程師缺乏, 學士畢業生不用擔心畢業找不到工作」。但是送走了學士畢業生, 就等於放走了重要的助理人員, 「要是把學士畢業生都借給了企業界, 我們的研究計畫就沒有足夠的人員來進行了」。
根據「高等學校資訊系統」的統計, 80% 的學士畢業生在參加最後一科畢業考後一年內都找到了工作。 譬如Matthias Beiletzki畢業於杜依斯堡艾森大學的經濟工程系, 目前就職於艾森的西門子公司, 負責渦輪銷售, 聽起來不是個沒有前景的工作。「以我只有學士畢業的資格, 目前我不管在薪資上或是工作任務都不算差」。
但是在人文學科方面情況就明顯差多了。 卡斯如爾大學德國文學系學生Sebastian Felzmann 對經濟系老闆演講中的一句「一個學士畢業生簡直就是一個拿了證書的中輟生」 感到非常刺耳, 「其實我們一開始就清楚, 拿著一張人文科學學士文憑是找不到工作的, 所以當大學對我們說『正好在人文科學科系中也提供不了太多的碩士生名額』聽起來格外諷刺」。

伍、 學術界憂心

「年輕, 靈活, 有可塑性, 有彈性」是以往企業界對於未來大學畢業生的展望, 他們認為大學應該像工廠, 把這些人輸送出來。 然而, 新的學士教育政策和人事主管真的能交出這些新品質的社會新鮮人嗎? 這群社會新鮮人表現得像新的社會菁英份子嗎? 還是大學只是吐出來一些缺乏專業知識和生活經驗的打折扣的畢業生? 有一大群教育和社會學家正等著觀察解析, 慕尼黑哲學教授暨國家文化部長Julian Nidarümelin確切表示 「幾乎五年前抱著樂觀態度的人, 現在都改口說『這是場大災難! 』」。雖然不是全然這麼悲觀, 擔憂理由卻很真實, 以下是學者擔憂的結論摘要:
1. 雖然所有的專家都一致認為, 德國需要學術研究者, 在一些聯邦參加中學會考取得申請高等學校的中學畢業生有增加, 學生進入大學的數目卻減少。
2. 密集緊湊的新大學學程讓大學生幾乎沒有時間到國外學習和有實習的機會。
3. 一些在德國獲得學士的畢業生發現他們的學位不被承認, 這事尤其諷刺, 因為原先改制的目的是基於互相認可的前提。
4. 雖然用在大學新政策上的預算已經超過十億, 新學制導入後教師卻不夠。
5. 很多學士在畢業後無法拿到碩士課程名額— 也不知道有多少大學畢業生真的能進入企業界開始工作。
6. 還有一群最大受苦必須靠打工賺取學費的學生, 沒有父母經濟後盾, 儘管德國在和其他歐洲國家比起來已經算是富裕的強國。


陸、 結論-大家已經接受新命運

改革計畫混亂, 來自考試的壓力, 對於前途的憂慮, 凡此種種已經給夠多的理由讓現在的大學生打退堂鼓。 和1970, 1980年代德國大學生成天閒坐清談, 有充裕時間走上街頭丟彩球, 抗議罷課比起來, 今日新制下的學生實在忙碌很多。 然而, 意外的, 當「高等學校資訊系統」研究員在漢諾威對於「新的快速的學者平日悠閒狀況」進行問卷調查時, 卻得到一個對新制非負面的答案--居然有 46% 的新制大學生覺得自己被照顧得很好, 滿意度甚至高出於舊制學生群。
「學士畢業生到碩士課程」是德國一個目前重要的討論題目, 三千六百萬歐元已經撥出, 所以80% 的學士是可以繼續唸碩士的。 而且, 很多預期的擔憂並沒有發生, 即使畢業後沒有申請到碩士課程, 從經濟科系角度上看也沒有那麼悲觀。兩年前德國22大企業還發表一次共同聲明, 他們鼓勵「波羅尼亞改革」, 重申以往舊制大學畢業生年紀大, 缺乏實際工作經驗等種種壞處進而鼓勵改革儘速執行。 在一份得自德國工商協會最新的問卷資料顯示「合群, 自主, 自我管理, 可以隨時準備投入工作, 良好的溝通能力」名列企業篩選優良員工的標準排行榜。
到2006年德國已經製造了34599個學士, 很快這個數字就會破十萬, 這群閃電學術部隊很快就在證明原先企業界給的承諾是否兌現。企業顧問和銀行界率先喊出「歡迎學士」的口號, 德意志銀行表示「我們在英美國家內已經有多年的正面的經驗, 現在在德國我們也會持續延攬Master進入企業。」原先持懷疑態度的德國中小企業人士主管現在也降低了憂慮, 目前已經有四分之三的業主表示滿意學士畢業生的表現。 儘管如此, 還是有些企業主抱怨這群閃電學術部隊專業知識的寬度不夠, 譬如, 德國鐵路企業新血延攬及高等學校市場研究主任Volker Westedt表示「我可不會就因為一個人只有23歲就雇用他!」, 「這麼短的修業期間讓大學生沒有時間做『實習』和『國外學期』 (Auslandsemester) 」, 對Westedt而言, 這兩項要件是他除了學校成績外主要選人的考量, 「總不能一群除了課堂, 外界世界都還沒有見視過的學生從大學出來走到我們前面, 然後高等學校說 ! 諾, 這就是你們要的年輕畢業生! 」
結論是, 企業界和學生兩方面都必須認真考慮去習慣, 是否學士畢業先到職場一陣子吸取工作經驗, 幾年後再返回學校唸碩士。 在英國早就是如此, 但是在德國還沒有這個傳統, 相信很快德國學生也會開始這樣的人生規劃。
Philipp Schuchall, 26 歲, 三年前開始任職於德國鐵路局, 目前同時研讀碩士課程, 表示「無論如何, 年紀輕進入職場還是具有優勢的, 在大學中或是實習期間總是沒有辦法得到的許多實際的工作經驗, 譬如你擔當不到像我現在需要負責的任務 」。
一般而言, 在工作中已經得到成就的學士畢業生比較傾向認可「波羅尼亞改制」帶來得優點。 把大學的課程當做進入職場的台階, 一定會帶來的改制計畫混亂以及學業成績壓力就必須概括承受。
儘管不是所有的人都樂意遵從新制, 卻也鮮少有學生或是教授還沉醉在緬懷昔日「鴻堡理想」(Humboldtscher Ideale )的舊夢中, 那時候的大學被公認為是「孕育成熟精神和人格的溫床」。 Franzjörg Baumgart, 德國教育學習參與改制的組織計畫者之一, 問「不然我們要怎樣? 」他認為他的支持改革不全然是出於熱誠, 比較多是出於認知和理解, 「如果『鴻堡理想』」可以實現, 當然是很吸引人, 但是當先決條件已經改變, 我們也不能強行守住這個理想」。
事到如今, 似乎大部分的學生也接受了這個觀點, 抗議學生似乎已經都放棄了。 柏林大學英語系學生Jenny Kurtz 表示「也找不到一個可以抱怨的人」,「對啦, 還是有一大堆的抗議活動, 但是沒什麼人去參加了!」高等教育改革會議主席Margret Wintermantel 認為, 改制「現在進入了微調期」, 雖然她也為「高等學校要克服制度改變所帶來的『巨大重擔』而受害」提出抗議, 但是有一點她是肯定的, 「改革不會走回頭路, 一定要達到成果! 」


參考文獻
文章題目“ Die Studenten-Fabrik“. 出自德國明鏡雜誌 (DER SPIEGEL). 2008 年四月28日出刊, pp. 56-69. 作者群Jan Fedmann, Per Hinrichs, Simone Kaiser, Julia Koch, Michael Sontheimer und Markus Verbeet
文章題目“Wilhelm von Humboldt“. 文章網頁出處Wikipedia: http://de.wikipedia.org/wiki/Wilhelm_von_Humboldt. 文章最後訂正日期年七月17日
文章題目“Humboldtsches Bildungsideal“. 文章網頁出處Wikipedia: http://de.wikipedia.org/wiki/Humboldtsches_Bildungsideal. 文章最後訂正日期年七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