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中小學的新典範

德國敏斯特大學教育學博士 王秋萍
(發表於台灣 “教育研究月刊“ 第179期, 2009年三月號p. 125-133)


德國中小學生學習成果不彰, 長久以來就為德國國內學者所詬病, 加上從2000年開始參加的比薩國際評比, 雖有進步但總是無法突破,德國南方報 (Süddeutsche Zeitung) 2008年10月出版的雜誌「知識」(Wissen) 封面新聞就探討德國中小學生在上學的過程喪失漸漸學習興趣的沉重事實! 德國教育界一致譴責德國中學分流的三中學制和長久以來學校課程目標和企業經濟唱合的弊病, 教育界紛紛尋求「德國中小學新典範」(die Neue Schule) 也成為雜誌的封面標題。

本文介紹在德國一些體制內外學校, 他們已經領先實行教育新觀念譬如
不分流、 小班制、用學習成果報告代替打成績、 讓孩童多一點和教育家和心理學家對談的機會等並達到的成果。這些開先鋒的學校設定了教學方針以面對各種不同的家長教育態度, 並配合家長多方的認知, 並藉由各種另類教學法讓學習受挫的學生重拾未入學前孩童時代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本文也紀錄了幾位就讀於新典範學校的學生的親身經歷, 他們描述學校所進行改革和自身的感想和心得。最後以剛剛成立的位於德國鄰國荷蘭一所瑟谷學校 (Sudbery Vally School), De Kampanie為例, 介紹這個越來越多德國學校取法的教育原則: 反權威和真民主, 其大膽、激進的教育內容及作風令德國人好奇、 羨幕卻又懷疑。雖然瑟谷學校的教學理念早已經透過台灣體制外學校譬如森林小學、種籽學苑、全人中學引入多年並在學校中或多或少被實施, 因為其教育內容正逢德國以及全球的矚目, 值得國內熱心教育改革者的注意!




壹、哪一個學校對我的孩子最理想?


在很多德國聯邦境內對於學生入學是採取學區和自由意願混合制。以漢堡為例, 根據戶籍所在地小孩在入小學前一年就會被居家附近的公立小學通知面談, 校長親自和小孩家長單獨會面, 目的是要了解孩子語言和身心成熟度是否達到入小學程度。 漢堡是個國際性都市, 外來人口比例高, 根據統計, 漢堡市內兩個一年級學生中就有一個的父母親有移民背景, 有移民背景的學生不是天資有問題, 而是往往由於語言的障礙和文化銜接困難造成學習落差而影響成績 (Opresnik/ Zinkler 2008)。漢堡教育部已經察覺到這可能造成的問題, 所以防患未然, 就近在這些孩童未來的小學裡先設立語言協助班, 其實也未必針對移民背景的學童, 德國籍家庭孩童也可能出現語言發展遲緩現象, 所以政府就提供有需要語言協助的孩童免費的德語訓練。

話題回到入學學區和自由意願混合制, 「戶籍」是分配入學的第一個考慮因素, 然而即使家長收到學區小學的入學通知, 還是可以自由選擇上其它小學, 原因可能是基於家長上班地點便利, 有些是考慮課後接送的問題, 有些則是為將來升中學做預備, 也就是說家長仍然保有學校選擇權, 即使小學畢業上中學, 同等級的中學家長也有權利跨學區自由選擇。有選擇的自由就有選擇的痛苦, 尤其德國境內很多聯邦, 譬如漢堡2009年八月一日開始新學制, 以往是四年小學, 稱為「基礎學校」（Grundschule）後分流到「古典中學」（Gymnasium）、「實科中學」（Realschule）、或是「國民中學」 或譯為「職業預校」(Hauptschule[1]）, 稱為「三中體制」[2]。2009年秋季新學制開始, 小學從四年延長到六年, 稱為「初級小學」 (Primarschule), 六年級畢業後由「學校」決定小學生進入「古典中學」或是由「城區學校」(Stadtteilschule), 所謂的「兩柱政策」(Zwei-Säulen-System), 也就是說「實科中學」（Realschule）和「國民中學」(Hauptschule）合併為「城區學校」, 「城區學校」學生只要多花一年的功夫也可以考高中會考上大學。這樣的措施已經引發另一波家長的質疑, 最大的爭議之一是, 以往小學畢業後「學校」建議家長進入「三中體制」其中一類型中學, 新制實施後父母不再有最後決定權, 「學校」決定! 另外還有一些改制前後的軟硬體配合問題, 教育界和一般普通家庭都充滿了對於新學制的懷疑! 學術界也提出一個根本的疑問: 如果德國教育的舊思維: 基於人類有三種智能型態的而將中學分流為所謂「三中體制」的功能, 早就遭到懷疑, 現今的「兩柱政策」就能一步掃除教育分流的弊病嗎? 難道廢掉了大家都不要的「國民中學」 或「職業預校」, 不能上「古典中學」的學生和家長就會心甘情願去上「城區學校」嗎? 教育家 Hara Marano 說「如果學校和家長一味致力為學童鋪陳學術路線, 結果只會造就一個軟弱之邦」(Kosog, 2008: 28)。 由此可知, 德國父母多少也覺得會讀書能上大學的孩子比較「優秀」, 菁英政策的教育思想的確值得商榷。



貳、體制內學生痛苦知多少?


Titus 剛剛才進小學就已經感覺不快樂了, 他不會閱讀, 寫子也比同學錯字多, 同伴一奚落他, 他就用手蓋住本子, 老師呢? 「她就只會大叫, 她根本就不願意看到我學會這些!」 Titus 鄒緊眉頭說。 當這個金髮小男孩受不了的時候, 就在上課中突然把自己躲到「依偎角落」 (Kuschelecke[3]), 他只想把自己變小、變小, 或者最好變不見!

「施予孩子壓力去學習絕對不是教育的好方法」早就被證實, 德國烏姆聯邦(Ulm) 神經科學和學習轉換中心主持者Manfred Spitzer表示: 「如果教師在害怕的情緒下教書, 學生雖然把老師講課的內容儲存起來, 但是只是儲存的同時恐懼感也會被栓在一起, 將來知識被傳喚出來時, 恐懼也同時出現, 創造力就被阻礙」 還好, 現在已經開始有學校可以示範如何面對這個問題: 位於Wiesbaden 聯邦Friedrichshafen市的波登湖學校聖馬丁 (Bodensee-Schule St. Martin) 就是個典型例子。 這個公立學校在德國國內「比薩評比」(PISA) 屢得佳績, 其特殊的學校政策是: 孩子在「計畫工作課 (Projektarbeit)」和「戲劇課」時採用混齡上課, 然後讓學生在學校重要議題上參與共同做決定。該校校友Enja Riegel 表示「一個好的學校一定要讓學童從分齡上課的思維跳脫出來, 也要盡可能讓學生去取得親身經驗!」(Kosog, 2008: 20)。

然而, 德國境內還是有很多學校還是繼續用老方法教學, 伴隨著的就是一大堆負面的學習後果: 由德國國家建屋銀行(Landesbausparkasse, 簡寫為LBS) 贊助的「學生壓力檢測計畫」(LBS-Kinder/barometer) 2006年報告指出, 「壓力頭疼」是學生最常出現的疾病症狀, 接下來排行是「過敏症狀」和「壓力腹痛」, 而越是常被老師當眾挖苦或是出醜的學生越多出現這些頭痛、 腹痛等症狀。根據一項世界健康組織委託的執行的報告結果指出, 在一項對整個歐洲20萬個孩童進行的測試中顯示, 五個學生當中就有一個學生正忍受著精神壓力的困擾 (Kosog, 2008: 20)。 德勒斯登技術大學研究學者Wolfgang Melzer 表示,「今日的學校已經像藥物一樣, 產生了無數人類不想要的副作用」(Kosog, 2008: 20)。


Titus 就屬於這一群遭受精神困擾的學生, 失去歡樂、 覺得被孤立, 有這種症狀的學生 也會把在學校的腳本帶回到家中, 在家中也得不到寧靜。譬如, Titus因為對老師失去信賴感, 媽媽就自己在家裡和他一起練習閱讀, 可是每次都開始不到兩行字就筋疲力盡, 書中的字母如同敵人的軍隊排山倒海而來, 很快Titus就拒絕繼續練習, 「我還罵他咧!」Titus的母親悔恨得說, 醫生的診斷是 Legasthenie, 英文dyslexia, 也就是「識字困難; 誦讀困難」, 沒有人覺得這個診斷奇怪。

根據統計, 德國有高達10個百分比的孩童被視為「閱讀和正確書寫能力低弱」, 六個百分比的孩童被列為計算能力弱。 專家認為這些問題會導致腦部部分機能的損傷, 當然遺傳也佔一個因素, 不一定是教學法的問題, 但是被診斷有閱讀困難的學生就是沒有辦法正確拼湊字母和發音, 所以不能再用舊教學法學習。 德國馬堡大學 (Universität Marburg) 的附屬實驗學校就實行另類的語言教學法, 讓語言學習困難的孩子數減半, 而這些方法也協助孩童達到創造性的學習過程! 拯救Titus的計畫包含了以下一些重點: 讓他主動要求學習、 講求個別進度、重視引發學習樂趣, 然而 計畫結束後Titus還是不免遭到留級的命運, 他必須重讀一年級! 對此Titus覺得生氣、挫敗! 他現在的班導師Guntram Selle接手帶Titus, 對Titus是言碰到Selle很幸運的, 因為他是少數在慕尼黑公立學校中提供「開放課程」(offenen Unterricht)的老師。「開放課程」是由德國教育學家Falko Peschel[4] 所研發的 (Kosog, 2008: 20)。

Selle老師, 一位沉靜的大男生, 在他溫和的外表下藏著一個執的心, 他的目標就是要喚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然後他就退到幕後。Selle 老師在三年前開始他激進的改革課程, 傳統的「老師在台上教, 學生在台下學」的教學模式完全從他的教室取消。他之所以能夠盡情發揮他的教學理想就得力於校長Elisabeth von Buttlar 的全力支持, 這也是非常幸運的! 改革教育學者Enja Riegel 表示「因為今日敢在公立學校體系內全力進行學校改革的就主事者多半都會被扣上反主流的帽子」, 因為幾乎所有的學校政策決策者、老師和家長都是在傳統學校體制下長大的, 幾乎沒有人敢批准「讓學生自主學習」這麼大膽的教育創新理念 (Kosog, 2008: 20)。

另外一個例子是由學生發起的學校教學改革計畫。Dominik Koll, 18歲, 就讀13年級, 他提出「學習動力代替學習壓力」(Lerndrang statt Lernzwang), 對他而言一所「理想的學校」是不分流、 全部學生都上同一類型的學校、 不分班、也不打成績、 替代的是和教育學者和心理學者的對談。Dominik 目前是德國上拜爾東區古典中學學生代表, 他要和他的同伴共同發展一個「全部人的夢想學校」(Traumschule für alle), 他同時也是德國拜耳聯邦的教育政策論壇 (das Gremium im Forum Bildungspolitik Bayern) 的委員會代表。 原本他是沒有時間擔任這個職務的, 他只是不反對自己被提名, 沒想到居然很快就順利當選。 除了空手道、 打擊樂器、 樂團和上述的委員會代表他只有週末有時間給他的「夢想學校計畫」, 然而在他和同伴的努力之下他就讀的Kirchheim 古典中學已經成為模範學校計畫的一部份, 學生和老師享有比傳統公立學校在自主組織和企業思維上更多的自主空間 (Kosog, 2008: 21)。


參、請結束填鴨學校!


「結束填鴨學校!」(Schluss mit der Dressurschule) 是德國各界對於教育改革的一致呼籲。 針對學校壓力、厭食症和毒品題目德國南方報 (Süddeutsche Zeitung) 特別訪談了57歲的哥廷根大學自然生物學家和精神科醫院Gerald Hüther教授。下為訪談內容:

德國南方報: 請問Hüther教授, 小孩在發展過程中需要什麼?
Hüther教授: 需要一個他們覺得舒服自在的團體, 在這個團體必須要有他們學習的榜樣, 讓他們效法, 也是他們學習的依據。 想想看, 如果一個爸爸每天晚上回家都在咒罵自己的工作情況, 那小孩怎麼會對工作有正面的態度呢? 另外小孩也需要挑戰, 經由挑戰小孩才能夠成長, 每一個小孩都有動力想要去嘗試困難, 而且想要去證明自己可以達到目標。
德國南方報: 就像小孩子學寫字和學說話一樣囉?
Hüther教授: 就是! 一剛開始小孩子就會自己想學一些課題, 不用大人要求, 但是之後所謂教育措施出來了, 大人開始規定小孩應該學鋼琴, 學游泳, 學英文...
德國南方報: 然後小孩子就不覺得這些是他們要學的課題了?
Hüther教授: 就上前後邏輯而言沒錯! 因為以小孩子的角度來看, 只有他們自己想學的內容才是真正的課題。 如果由家長或是教師去決定什麼是對孩子最好的, 什麼才應該學, 那所有的課題都會變成責任, 這樣一來小孩子就覺得學習是對「父母」而不是對「自己」盡責任。
德國南方報:有些小孩每天學習內容都被排得滿滿的, 幾乎沒有玩的時間, 您覺得如何?

Hüther教授: 災難啊! 這樣小孩子就失去了自由了! 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無法發展潛力。 從神經生物科學的觀點來看, 自由遊戲是最好的孩童腦力訓練, 也對整個人格有決定性的發展 (Kosog, 2008: 29)。

基本上Hüther教授認為「沒有自然法規發現小孩子在學習的過程中會喪失興趣。」如果能夠結束知識填鴨學校, 讓學生享有學習的自由, 更能夠持續學習的興趣。



肆、何謂大自由?


在歐洲各國當中每談到另類學校型態, 荷蘭就是經常被拿來當成範例的國家, 這個面積和台灣相當的沿海小國擁有歐洲各種實驗型態學校, 由政府從上而下加以鼓勵而蓬勃存在並發展。 以這所沒有日課表的瑟谷學校-De Kampanie 為例, 半年前才由家長, 孩童和同事們於Utrecht 城市附近的Amersfoort共同成立, 目前只有十位學生, 屬於目前世界上三十五所瑟谷學校之一。世界第一所瑟谷學校 (Sudbury Valley School) 是由美國人Daniel Greenberg和 Mimsy Sadofsky兩人於40年前, 1968年, 在美國麻州Framingham 市設立的, 其革命性的教育理念為「沒有一個學生必須被鼓勵去學習」, 如同兩千年前哲人亞理士多德已經確定, 人類生來就具有好奇心, 如果事實如此, 表示人類本身就具有學習的動力, 這個學習動力會在生命某些時刻自動顯現重要性促成主動學習, 所以不需要外力去鼓勵任何形式的學習。

瑟谷學校為民主學校典範之一。這類型學校最大的特色是學生可以自己決定學什麼、自己決定在什麼時間學、自己決定如何學、自己決定跟誰一起學習。 學校也會採取傳統的老師講台上課學生學台下學習的方式, 但是只有在學生要求下才舉行。學生混齡上課, 不用打分數的方式衡量學習成果, 學校中每一個成員, 老師或學生都有一律平等的權利, 譬如每週一次的「學校會議」(School Meeting) 人人都有一票來主導學校運作, 在「學校會議」裡甚至決定誰可以繼續是學校的成員, 對於違反校規的懲戒也由學生組成的「學生法庭」(Judicial Committee) 來審理 , 在每年一次的「學校大會」(School Assembly) 除了全體師生外, 學生家長也享有表決權, 「學校大會」決定「學校會議」所提出的年度預算案, 此外還有頒發結業證書和條文修改的權利。瑟谷學校大部分設立在美國, 其他在加拿大、以色列、丹麥、比利時、日本、芬蘭和澳洲[5]。 在德國的Startlöchern, 柏林, 杜塞多夫, 慕尼黑和其他城市也開始有設立瑟谷學校的起草團體 (Kosog, 2008: 31)。瑟谷學校的創設者並沒有規定如何才能使用瑟谷名稱, 很多認同瑟谷學校理念的可以自己決定冠上「瑟谷學校」校名[6]。

我們再回到荷蘭的瑟谷學校De Kampanie。 Shawn現在要到這個學校來試讀一星期, 他快快樂樂得走進這所由修道院改建的新學校, 八歲的Shawn瘦瘦長長, 臉上長著雀斑, 之前他已經肚子痛了八個月, 他覺得這個學校和他之前的學校完全不同: 沒有事先預定的固定課表、不分班、 不分年齡上課、 不打分數、不留級、 學生只有在他們對某個題目有興趣時才學習, 不需要任何條件, 而其它時間他們都做自己想做的事, 打球、 上網、聊天、 玩耍, 學習動機和學校規則完全都是學生自己立的, 甚至老師在這裡不被稱做「老師」, 而是「工作人員」(Mitarbeiter), 他們管理這所學校, 和小孩玩, 只有小孩自己提出要學習時他們才上課, 學校每一個成員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 民主的概念沒有在其它類型的學校被如此徹底得執行著。

儘管瑟谷學校理念正在逐步被宣揚且接受, 批評總是有的, 對這種制度所持的最大懷疑是「如果孩子什麼都不學, 怎麼辦?」 在荷蘭同樣的問題也被提出了, De Kampanie的一位「工作人員」Anjo Snijders表示「的確, 如果你接受了這種學習法, 就必須接受孩子有些東西就學不到的, 這是常常讓人覺得痛苦的!」Anjo 穿著短褲, T恤和球鞋, 外表和學生幾乎無法區別, 在修道院好大, 裡面幾個諾大的房間, 四周有如詩如畫的花園, 學校生活就在這裡展開, 目前只有十個學生分享這一大片校園, 實在奢侈, 80個學生是學校的目標 (Kosog, 2008: 31)。

這所學校看起來如何呢? 這裡有幾張書桌和椅子, 那裡看到沙發上坐幾個人, 有幾個坐在電腦前, 幾個在化學實驗室, 音樂廳在集會室後面, 三個學生正在低聲討論, Shawn 還是很害羞, 因為他還是「客座學生」, 或是他還需要時間把他身上的先前學校的壞經驗先抖掉才能覺得自在, 在他的舊學校裡, 老師們被這個嚴肅的孩子搞得很煩, 因為Shawn在三天之內讀完一本厚厚的故事書而且要老師改。 之前他總是個旁觀者, 現在他有機會成為局內人!

在De Kampanie內, 一天中學生團隊一再被自動重新排列組合, 在一個嚴謹的秩序體系下所有學生享受著大自由, 怎麼說? 所有的事情都被清楚設下規則, 誰負責管理書籍 誰負責鋼琴, 在學校裡不准跑步, 電腦前面不准吃東西, 誰想參加學校會議就不准遲到, 重點是, 所有的規則都是學生自己定下來的, 規則既然定下來大家就得遵守共同負責, 而違反規定者就要付出代價, 每一位學校成員都可以提出書面抗議或抱怨, 每天早上11點由「學生法庭」處理糾紛案件。 舉個實例, Linda 踢了Melgert, Fred影響了學生會議, 「工作人員」Joop上課遲到了, 大霍兒現在就得到「學生法庭」去解釋清楚, 18歲的Simone 主持「學生法庭」, 金髮綁著辮子, 跟著她的陪審團員認真審理案件並做出罰條, 懲罰可以是打掃一個小時, 也可以是不准離開教室, 對事不對人, 和善的氣氛是首重條件, 中午休息時間學生紛紛討論他們下午要做的事, 這個體系對於所有這個學校團隊的成員是一個保障。 學校設立者當中一位 Peter Hartkamp表示: 「每一個在這裡的人都有權利要求一個安全被保護的環境, 並充滿尊重」(Kosog, 2008: 32)。

無庸置疑, 在這種環境人覺得舒服, 但是在這種環境中人會想學習嗎? 八歲的Linda 穿著牛仔褲赤腳在房間裡走來走去, 讀和寫是她自己學會的, 怎麼自己學會的? Linda 扮了個鬼臉, 聳了個肩說「就是這樣突然就自己會了啊!」Simone 一定要學會彈鋼琴, 在這個學校誰想學什麼就要自己設法去想辦法, 所以Simone就自己在網路上找到一架不用付錢的鋼琴, 然後自己安排搬運工作, 在這個學校連這種日常生活問題的解決都算是學習課程!

16歲的Willemijn, 是學校設立者 Peter Hartkamp的女兒, 她的英文是為了看哈利波特學來的, 之前她稍微已經具備一些英文基本知識, 整個學習過程就是在她讀哈利波特時字典從頭到尾擺在旁邊翻閱。現在她和她的同伴開始了另外的新計畫, 組織一個搖滾音樂季, 音樂是帶給他們創造性的動力, 昨天他們還連夜設計標語, Willemijn在紙上畫了一隻戴著耳機的毛蟲, 大家都覺得這點子很妙, Willemijn笑了! 這樣的成就帶給他們自信, 下一步他們已經計畫好了, 直接和一些樂團取得聯繫, 然後找贊助者。 在他們的學校沒有什麼假的功課, 所有事情都來真的, 學生等於在這裡開創他們的事業! 不管將來計畫是否完全得到實現, 結果也不是那麼重要, 重點是現在, 一點一滴的所有的學習本身就是目標! 以前的Willemijn根本不活躍, 也不是這麼能夠侃侃而談, 記得之前她還在體制內學校的時候, 情況一年比一年糟, 她說「那裡的老師壓根就不信任我, 同學也不喜歡我, 這對一個小孩子來說是很殘忍的, 最後我就整天只能從窗戶看出去發呆」, 她的父母也不知所措, 在當時曾引發家庭辯論, 到底他們應該給Willemijn多一點學習壓力, 還是就任由她順其發展呢? 辯論甚至還涉及到教育哲學的根本「到底什麼才叫做教育!?」然後他們驚訝得發現, 小孩子對他們自己的學習環境影響力竟然微乎其微, 最後全家的結論是「從體制內出走」, Willemijn的父母苦笑著說「我們當時還失去一些朋友呢! 大家都對這種類型的學校太陌生了, 而且他們提出的問題也太嚴肅了」, 譬如「如果小孩子都自己決定學什麼, 那他們不就都去學他們覺得簡單的事情了?」 瑟谷學校的創校人之一Daniel Greenberg就此提出反駁「大部份的瑟谷學生倒都是選擇了一條最難走的路, 似乎他們都把自己的弱點看做挑戰」(Kosog, 2008: 32), 又問「如果小孩就是不想學閱讀寫字怎麼辦?」「工作人員」Anjo Snijders回答「這些基本技能遲早會在每個人人生的某一點顯出重要性來, 可以三歲, 可以八歲, 無所謂!」又問, 「這麼多的自由會不會對那些小小孩來說要求太高?」 十四歲就和一群人共同設立耶路撒冷瑟谷學校的Miachael Sappir 表示, 「自由對小小孩反而最合適, 他們永遠都讓自己忙碌著, 年紀大一點的學生學習才開始考慮到學習有動機有目標」(Kosog, 2008: 33)。

瑟谷學校在學生畢業時會頒發文憑和證書, 證書上會註明為何學校認為學生已經做好在社會工作崗位上負責的準備, 也不是每個學生都能得畢業證書, 很多學生認為另外參加國家認定的中學會考。2005年美國瑟谷學校公佈了一篇報導, 報導中有40多年來的校友問卷的結果, 80個百分比的畢業生走上了學術路線, 特別的是有一大部分的學生自己開設經營公司或是企業, 大部分對他們的人生覺得滿意 (Kosog, 2008: 33)。


伍、總結


什麼才是理想的學校? 什麼樣的學校是德國中小學的典範? 在德國一直是教育界激烈辯論, 但是也不會有結論的話題, 傳統上家長老師和學校希望學生能夠學得夠深夠廣, 將來夠用的內容, 並在工作崗位上貢獻所學, 現代的教育思潮已經有另類的考量, 學生希望能夠找到興趣, 然後自己決定去學自己想學的東西, 不要有預先的期盼, 預設的立場和外來的壓力, 瑟谷學校的反權威民主教育思想和做法已經提供了德國一個教育實踐的新方向, 是否能夠進入主流還值得觀察!


注釋 :
[1] 德國的Hauptschule 本文翻譯為「國民中學」或「職業預校」, 原先被稱為「國民學校進階級」(Volksschuloberstufe), 從1964年有今日的稱號, 其發展是以職業教育為主，強調實務性與方法操作的面向。因為就讀學生絕大部分都有著較弱勢的社會背景，或是德語並非其母語等嚴重的問題, 仍舊產生諸多弊病和批評, 即使教育委員會 (Kultusministerkonferenz) 早有決議方案開放「實科中學」 與「職業預校」之間的轉學制度，以強化職業預校學生的學習能力 (德國教育 2007), 校園內仍弊端叢叢, 不只是學生學習意願低落, 中輟生比例高, 學校類型在社會上形象不佳畢業生謀職困難等, 廢除聲浪早就充斥在各界。

[2]三種中學分優劣嗎? 德國社會不允許, 但是社會上一個心照不宣的看法是: 從Gymnasium畢業的學生大部份將來上大學, 在社會上領導地位; 從Realschule畢業生一般而言進入政府機關或私人機構上班或是任職於企業界較低階的管理階層; 而從Hauptschule 畢業生從事營造, 技藝方面或是「黑手」一類的工作。這樣籠統的分法或許因為個人觀感而有出入, 總說, 在德國境內台灣人圈子裡, 子女讀Gymnasium 臉上有光, Realschule還可以接受, 上Hauptschule 就不太好看了!

[3] 德國教室, 通常在年齡比較小的班級, 時常會佈置一個舒服的角落讓孩子坐或躺依偎, 聊天或閱讀等, 稱為「依偎角落」(Kuschelecke)。

[4] Falko Peschel 生於1965年, 是德國教師兼教育家。他對「開放課程」(offener Unterricht) 提出了 一個具體的科學的定義, 在他激烈的教育實驗和論文出版中 贏得重大的重視. 維基網上資料, 網址 http://de.wikipedia.org/wiki/Falko_Peschel, 網站資料最後更新日期11. Dezember 2008

[5]參考網頁http://de.wikipedia.org/wiki/Sudbury_Valley_School, 下載日期2008年8月4日

[6]參考網頁http://de.wikipedia.org/wiki/Sudbury-Schulen, 下載日期2008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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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Kosog , S. (2008): Die Neue Schule. Süddeutsche Zeitung. Wissen. Oktober 2008, 18-27.

Kosog , S. (2008): Schluss mit der Dressurschule!. Süddeutsche Zeitung. Wissen. Oktober 2008, 28-29.

Kosog , S. (2008): Die Grosse Freiheit. Süddeutsche Zeitung. Wissen. Oktober 2008, 31-33.

Opresnik/ Zinkler 2008

「學校改革-大不安」(Schulreform-die große Verunsicherung) 作者Miriamh Opresnik 和Diana Zinkler。出處: 德國的漢堡晚報 (Hamburger Abendblatt), 2008 年四月12/13日第13版